《孟子的哲学思想》主要讲述了：在中国历史上，孟子曾长期被视为亚圣，其地位居于孔子之侧。与孔子一样，孟子几乎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，而孔孟并尊，确实也逐渐构成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格局。作为亚圣，孟子的历史影响首先与儒学联系在一起。儒学奠基于孔子，在孔子的时代，儒学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，其主张也远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。孔子之后，墨、道、法等学派曾对儒学提出责难和批评。到战国时代，处士横议，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趋于高潮，儒家的地位似乎进一步受到了墨、道各家的冲击，所谓“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不归杨，则归墨”，便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。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，儒学不能不作出理论上的回应。这种历史的需要，在某种意义上将孟子推向了时代的前沿。孟子在战国时代有好辩之名，这种好辩往往带有论战性质，它在回应各种挑战的同时，又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儒学的深沉内涵与理论力量，正是通过正面的理论建树与积极的理论争鸣，孟子使孔子开创的儒学传统得到了延续，并进一步维护了其显学的地位。唐代的韩愈在追溯儒家的道统时，曾认为圣人之道从孔子而传到了孟子，换言之，孟子有承继儒家精神命脉的历史功绩。从儒学的衍化看，这一评价并不为过。
孟子的时代，历史开始进入了大一统的前夜（孟子之后一百余年，秦始皇便完成了统一大业）。作为思想敏锐的哲人，孟子已开始注意到这一时代特征，当梁惠王问他“天下怎样才能安定”时，孟子的回答便是：惟有归于一统，才能达到安定。以这种历史意识为前提，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构想，企望将仁政推行于天下。孟子的仁政主张包含了不少天真的幻想，难免有迂阔之处，但使天下普遍实行王道的理想，毕竟折射了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趋势，而其仁政观念对于抑制法家的暴力原则，亦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。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，儒家的道德哲学进一步展开为政治哲学，后者在历史上形成了难以抹去的影响。
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价值观念，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，更多地以价值观念为中介。在孔子那里，儒家的价值系统已具体而微。然而，作为儒学的开创者，孔子的思想还带有原始的浑朴性，这种浑朴性既使孔子避免了价值取向上的某些片面性，又使其不少观念未能具体展开。在上承孔子思想的同时，孟子从天与人，主体自由与超验之命，自我与群体，道德原则与具体境遇，功利与道义，以及人格理想等方面，对原始儒学作了多方面的引申和发挥，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。正是在孟子那里，以善的追求为轴心，强调人文价值，崇尚道德自由，注重群体认同，突出理性本质，要求人格完善等儒家的价值观念取得了更为完备的形式，并趋于成熟和定型。如果说，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，那末，孟子则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儒学。
当然，孟子在展开孔子思想的同时，也凸显了儒学的某些负面趋向。在天人关系上，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原则固然得到高扬，并被赋予更为具体的内涵，但自然的原则不免有所忽视；在名实之辩上，理性环节获得了较多考察，但感性闻见则未能得到应有的定位；在力命关系上，道德领域的主体自由诚然被视为题中应有之义，但经天纬地的历史创造则又被淡化；在义利关系上，道义的内在价值一再得到强调，但功利的意识又被过分地抑制。此外，群体原则的提升与个体原则的相对弱化，拒斥异端所蕴含的独断趋向，现实的批判意向与往古的理想化之间的纠缠，等等，这些方面使孟子所系统化的儒学又呈现出复杂的意蕴，并相应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多重影响。
按传统的看法，儒学以内圣与外王为主题，在孔子那里，二者已开始得到双重确认。相对而言，孟子对内圣予以了更多的关注。尽管孟子本人并非远离经世之域，但其价值追求的逻辑归宿，则是内圣之境。他把自然（天）的人化主要理解为化天性为德性，将人的自由限定于自我的道德选择，凸出道义的内在价值，强调自我意识（良知）的功能，以求其放心为学问之道，等等，都处处展示了一种内圣的定向。在理想人格的设定上，这一思路表现得更为明显。人格的完善是儒家基本的价值目标，在儒家那里，善的追求最后总是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，不妨说，正是人格的设定，集中折射了其价值取向。按孟子的看法，完美人格的根本特征，主要体现于其内在德性，自我的实现（从本然的我走向理想的我），首先便以仁、智等内在品格的形成为标志，成人（达到理想人格）的过程则相应地以内在的善端为出发点，并表现为这种善端的自我展开。较之孔子及后起的荀子，孟子更多地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内圣之境，而儒学的内圣走向，也由此获得了其历史的源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