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代是中国书法史的鼎盛时期，汉承秦制，朝延官方文书以篆书为主，民间及下层官吏以隶书通用。因隶书比篆书省易，且书写快速使用方便，富于旺盛的生命力，促使上层统治者在诏书、金石刻辞及官方文件中使用，推动了文字的发展，致使隶书成为汉代的主要书体。 

 汉代流传下来的隶书主要分两类：一类是墨迹，书写在帛书、竹木简牍上，书写时间贯串于整个西、东汉。主要有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《老子》乙本，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《孙膑兵法》，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木牍，甘肃居延、武威、敦煌出土的竹木简牍等几十万字隶书。另一类是碑刻，书写年代除了《杨▲买山地记》、《五凤二年刻石》、《麋孝禹刻石》等少量西汉刻石外，大量的是东汉碑刻隶书，流传至今有《乙瑛碑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张迁碑》、《华山碑》、《曹全碑》、《石门颂》等三百多种。一九00年以前，由于汉简墨迹隶书尚未出土，最能代表隶书成就的，则是东汉碑刻隶书，清王澍曾评：“隶法以汉为极，每碑各出一奇，莫有同者。” 

 《乙瑛碑》，全名《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》，东汉永兴元年（一五三）立，隶书十八行，行四十字，现存山东曲阜孔庙，与《史晨》、《礼器》合称庙堂三巨制。此碑用笔方圆兼备，蚕头雁尾，波磔分明，结体方正呈扁，中宫疏朗，笔画精细对比，字形长短错落，碑中“司、大、书、史”等相同字的细微变化，如不细察难见妙处。清翁方纲评此碑：“骨肉匀适，情文流畅。”清孙承泽评：“文既尔雅简质，书复高古超逸，汉石中之最不易得者。”清何绍基跋此碑：“翔捷出，开后来隽利一门，然肃穆之气自在。”近代马公愚、来楚生等都从此出。 

 此碑末刻有后汉钟太尉书，宋嘉祐七年（一0六二）张稚圭按图记。考钟繇年代，乃后人伪托无疑。据王担弘考证明拓本“辟”字可见“▲”字“常”字可见末笔，“都”字末笔也未与下右泐并连，“太、对、故、事”等字皆较完好。碑文中“乙瑛”之瑛字作“玉”旁，重刻本皆作“王”现以明拓本付梓，以飨读者。